根据进化论，你的智能手机其实是一种“寄生虫”

每天早上醒来，你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睁眼寻找在响闹钟，还是本能地伸手摸向枕边的手机？我们与智能手机的关系早已从工具变成“伴侣”，它替我们记录行程、提醒喝水、导航方向、储存记忆，仿佛是我们认知的一部分。

但进化生物学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紧密共生的关系都是互利的。在自然界中，还有一种关系叫寄生——一种生物依附另一种生物生存，却让宿主为此付出代价。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现代社会中最隐蔽、最普遍的一种寄生体，不是吸血昆虫，也不是细菌病毒，而是我们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

乘坐地铁的人都在看手机（图片来源：作者使用AI生成）

从演化的角度看，手机如何一步步走向寄生？它到底是我们大脑的延伸，还是控制我们行为的主宰？

从互利共生到认知寄生：手机的进化之路

在自然界中，并非所有关系都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许多物种之间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合作模式，例如肠道中的益生菌能帮助宿主消化，而宿主为其提供栖息地和营养。智能手机与人类最初的关系，也是一种类似的共生，它帮助我们高效沟通、获取信息、规划生活，极大提升了个人能力与社会效率。

这也是认知哲学中的延伸心智（extended mind）理论支持的观点——当一个工具稳定地参与我们的认知过程，并被我们信赖和依赖，它就成了我们大脑的延伸。地图应用、提醒功能、通讯录和搜索引擎等，使得我们的工作记忆与决策系统前所未有地增强。

寄生植物菟丝子（图片来源：wikipedia）

但问题在于，演化中的共生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一些最初有益的共生体，可能在适应环境变化后逐渐转向寄生。例如，海洋中的清洁鱼有时会咬食宿主的黏液而非清理寄生虫，而当这种行为频繁发生，共生关系就转化为剥削关系。

智能手机也经历了类似的演化路径。过去，它只是我们认知的工具。但今天，它越来越成为外部行为的驱动者——我们不是用手机，而是被手机所用。这种转变的核心在于，手机的部分功能已不再服务于用户本身的目标，而是服务于技术公司和广告商的目标。

看手机已经占据我们生活（图片来源：作者使用AI生成）

从互利到寄生的标志，是用户开始为手机的存在付出代价。这些代价可能是睡眠不足、注意力涣散、人际关系变弱，甚至是认知能力的下降。而手机却从中获取利益，更多的点击、更多的数据、更高的广告价值。

类比生物寄生行为，手机如何“演化出”掠夺机制？

在生物学中，寄生行为的核心特征是：一方获得持续性利益，而另一方为此承担隐性或显性代价。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智能手机及其背后的应用程序，已不再仅仅是被动的工具，而更像是一种主动适应宿主行为、优化自身生存策略的寄生体。

1. 行为操控：技术的“寄生性适应”

生物寄生虫如弓形虫可以改变老鼠对猫的恐惧行为，以提高其被捕食的几率，从而完成生命周期。同样，手机中的算法设计也在悄然操控我们的行为——它通过信息流推荐、点赞通知、弹窗推送等机制持续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点开应用，陷入滚动、观看、分享的循环。

弓形虫显微图（图片来源：wikipedia）

这种操控不是偶然的，它是通过大量用户数据进行进化性优化的结果。每一个点赞、停留时间、点击频率都会被记录并反哺系统，形成更精准的诱饵机制，正如寄生生物通过适应宿主反应进化出更有效的侵入方式。

2. 注意力剥夺：类似“能量吸取”的寄生关系

寄生生物从宿主处获取营养，手机则从我们获取注意力和数据——这两者正是数字时代最昂贵的资源。研究表明，频繁的手机使用与注意力控制能力下降有关，尤其是对青少年和儿童而言，还可能干扰其执行功能的发育。

用户花费的不是金钱，而是认知资源。代价可能表现为任务完成效率下降、阅读时间被压缩、人际交流被中断，甚至情绪波动频发。这正如生物学中所说的寄主适应能力受损——宿主在被寄生过程中，其原有的行为自由度和生理稳定性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3. 难以“剥离”的共依赖结构

在许多生态系统中，寄生体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是因为它们与宿主形成了一种共依赖，寄生者依赖宿主，而宿主也因某种机制难以摆脱寄生者。

智能手机就是如此。我们需要它工作、社交、支付、记录记忆、获取身份验证，甚至依赖它来控制智能家居设备。技术公司通过生态绑定策略将多项生活功能整合进一个终端，使得用户即便意识到其被控制，也很难真正脱离。这种结构上的强绑定，正是技术演化中最典型的寄生式共生。

从自然界的制衡机制看反制可能性

在自然界中，许多共生关系之所以得以维持，是因为存在一种惩戒机制——当互利一方出现“过错”行为，宿主便通过拒绝合作或直接驱逐来限制其过度剥削。珊瑚礁上的清洁鱼如果不专注清理寄生虫，而偷偷咬取宿主鱼的皮肉，宿主便会终止合作。正是这种生物间的制衡机制，维护了生态系统中共生关系的稳定。

那么，人类是否也可以对“数字寄生者”进行惩戒？理论上，答案是肯定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无法准确察觉被寄生的过程。推荐算法、沉浸式设计和数据追踪均处于高度隐蔽状态，即使用户意识到依赖的危害，也难以实施有效断联。更何况，现代社会几乎所有基础服务——从银行到健康管理——都已深度绑定智能手机，使得惩戒几乎无从下手。

拒绝数字寄生者（图片来源：作者使用AI生成）

解决之道，恐怕不能仅靠个人，如同自然界中依靠种群层面的反应机制，数字时代更需集体性策略。例如，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立法禁止收集非必要个人数据、规范推送频率与内容算法等，都属于社会层面的惩戒机制。只有通过制度与法规建立起对技术公司的制衡系统，才能在演化意义上为“宿主”夺回主动权。

总结

如果将智能手机视为一种演化意义上的寄生者，那么我们便不再是其绝对的主宰者，而是处在一段动态关系的另一端。它不是被动的工具，而是一个依赖我们注意力、行为数据和情绪反应而不断进化的系统。意识到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拒绝技术，而是要学会建立新的边界，重新掌握主导权。

现实中，戒断手机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自然界中有些寄生关系最终演变成稳定的共生结构，我们也可以尝试把手机重新驯化为服务性工具，主动管理通知频率、设置使用时间、采用信息简约界面、减少非必要的社交软件等，都是日常层面的防御策略。

作者：Denovo科普团队（杨超 博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青年科技创新研究会会员）

审核：樊春雷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心理学会会员

参考文献：

[1] Brown, Rachael L., and Robert C. Brooks. "Smartphones: Parts of Our Minds? Or Parasites?."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25): 1-16.

[2] Gong, Chen, and Yang Yang. "Google effects on memory: a meta-analytical review of the media effects of intensive Internet search behavior."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12 (2024): 1332030.

[3] Soares, Julia S., and Benjamin C. Storm. "Exploring functions of and recollections with photos in the age of smartphone cameras." Memory Studies 15.2 (2022): 287-303.

[4] Capraro, Valerio, et al. "A consensus statement on potential negative impacts of smartphone and social media use o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