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捉了只鳖，还用青铜给它“拍了照”

商王，大邑商的统治者，在东至大海，西入关中，北抵燕山，南跨长江的广大范围内都流传着商王的名号和威望。

洹水，缓缓流经商都，沿岸分布着商王族的宫殿以及众多的屋舍。两岸的林地以及河流中生存着众多的生物。除了躲避时常的田猎外，它们与世间的繁华并无瓜葛。不过，一只鳖却意外闯入了历史的聚光灯下，与商王一同站在了舞台的中央。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段历史传奇呢？

一件奇特的青铜器

200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征集到了一件青铜器。学者称之为“青铜黿”或“作册般黿”（为行文方便，下文以“铜黿”指代该件青铜器）。从造型看，这件青铜器几乎完整复刻了一只鳖（下文以“鳖”指铜黿原型），结构比例准确，细节真实。令人惊奇的是，背甲上竟然射入了四支箭矢。可以判断，这只鳖应是死于射杀。高超的铸器工艺生动展现了鳖被射死亡时的真实情形。为何一只鳖会被射杀？而且，为何这一幕还被青铜铸造出来？

背甲上的铭文揭开了真相的一角。经过学者们的释读，这段金文记述了如下的内容：

丙申这一日，商王游猎于洹水时捕获了这只鳖。商王第一箭就射中了猎物，并且又连续射出了三箭。箭箭命中，无一虚发。王命近臣将猎物交给担任作册一职的般，并要求依照原型铸造庸器。

通过铭文内容，我们大体知道了这只鳖被商王猎杀并铸造成器的情况。应该说，与其他商王捕获过的大型猎物，如虎、兕相比，这只小小的鳖太过普通了。那商王为何要特意铸造呢？铭文中特意提到了商王“率无废矢”，意思是箭无虚发。如此看来，商王应该是对自己射技十分满意。可以想见，他远距离射出四支箭矢，发发命中了这个相当小且会移动的目标。这样的射击技巧是相当高超的。因此，他才会明确要求侍从将猎物交给作册般去铸造成器，以便纪念自己的高光时刻。

实际上，通过认真分析这件青铜器的造型，我们可以获得有关当时射杀的更多信息。

基于入射角度的场景复原

背甲上的四支箭是我们分析的主要对象。这是因为箭矢导致了鳖的死亡。而且，由于塑造的十分逼真，我们相信箭矢的入射角度应该也是依照了当时的真实情况。[1]那么，通过研究箭矢的入射角度，应该可以适当推断当时射箭的场景。下面，让我们来抽丝剥茧一番。

首先，四支箭均向铜黿头左侧倾斜，说明了这些箭来自相近发射方向。（图一）其中，背甲左侧的两支箭杆入射角度近乎一致，且位置比邻，很有可能为同一人先后引射。背甲右后部的箭杆垂直入射角度最大（以背甲为水平参照），估算介于70-80°之间。背甲前缘处的箭杆垂直入射角度最小，估算介于20-30°之间。此外，这四支箭的水平角度也不相同（以鳖头为参照）。

图一 铜黿所中箭矢角度

其次，弓箭为曲射武器。箭道为抛物线。假设发射区域相近，则距离猎物的距离相差不会太大。那么，弓箭的发射角度似乎不应该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不应该导致出现铜黿上四支箭入射角度的明显不同。因此，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鳖的移动导致相对方位的改变。四支箭存在着3组入射角度，很可能表明了鳖在移动过程中先后以3个相对位置面向射手。（图二）

图二 铜黿所中箭矢顺序推测[2]

再次，根据箭杆位置推测，四支箭分别射中了鳖的不同器官。（图三）其中，背甲右后部的箭可能贯穿了鳖的右后肢。背甲左侧的两支箭可能分别贯穿了鳖的左肺。背甲前缘处的箭可能贯穿了鳖的大动脉，也有可能刺穿心脏。若推测不误，前三支箭应该并未立即对鳖造成致命伤，最后一支箭可能是导致鳖死亡的最终一击。

图三 铜黿所中箭矢对器官的损伤示意（左为铜黿俯视图，右为爬行动物仰视解剖图）[3]

根据上面的仔细分析，这只鳖很可能在被第一箭击中前，在射手的左前方，且背甲以比较大的角度背向射手。第一支箭应该为背甲右后部的一支，射穿了鳖的右后肢。由于右后肢无法活动，鳖极大概率向左侧移动。那么，它就可能以左侧面向射手。随后，第二、三支箭为背甲左侧的两支，发射时间相距极短，且位置极近。很有可能就是同一人所射。这两支箭射穿了鳖的左肺，应该也没有导致鳖的立即死亡。那么，它可能继续向左侧回转移动，出现以头侧面向射手的姿势。最终，最后一支箭从头左侧的背甲前缘处贯穿了鳖的大动脉，甚至是心脏。这直接破坏了呼吸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导致了鳖的死亡。

那有没有其他被射杀场景的可能性呢？有学者提出，这只鳖有可能是在射礼中被射杀的。同样基于箭矢入射角度的分析，这种情形应该是不存在的。我们再来仔细分析一下。

学者所论的射礼规制中，鳖应当被固定在一处。考虑到箭均是从一侧射入（即水平角度相近），则可能存在着将鳖水平放置或悬吊的两种方式。

如前述分析所示，鳖被射的箭存在着3组入射角度。这表明了射手与猎物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发生了变化。基于此，为了实现入射角度的变化，需要射手变化位置。不论是将鳖水平放置，还是将鳖悬吊，都需要射手在相对鳖的不同方位，及不同距离的地点，以显著差异的发射角度射箭。尤其是悬吊时，从背甲前缘射入的箭的入射角度与其他三支相差过大。若是头向上悬吊，这需要射手在相当近的距离内以极大的仰射角度射击，才可能使得箭以如此大的入射角度击中目标。若是头向下悬吊，背甲前缘的箭同样须以的极大的仰射角度。而且，还需要将鳖悬挂在足够高的地方，以满足射手与目标之间的合理射距。若是悬挂高度不足，甚至要求箭矢以反角度飞行。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尚无法证实商晚期掌握有这种射术。总之，上述这种不停变化射击位置和角度的行为着实显得有些怪异。因此，我们认为这只鳖应该并非被活捉后以固定位置射杀的。而是在相对自由的、有水面的环境中被射杀的。（图四）

铜黿水平放置时

铜黿垂直放置时（头向上）

铜黿垂直放置时（头向下）

图四 不同位置时入射角度示意图

时间与环境

除了上面的信息外，我们还能获得更多的信息吗？答案是肯定的。这就需要从鳖这种动物的习性入手。

根据《中国动物志》的记述，鳖喜阳怕风，喜静怕惊，喜洁怕脏，喜挖穴与攀爬。而且，鳖属于变温动物，摄食和生长随水温的变化而变动。在27-28℃的气温条件下，生长速度最快。气温在18℃时，就少进食，或基本停食。气温低于15℃时，鳖就完全停止进食，钻入泥中冬眠。夏季时，当气温超过33℃，鳖也出现少食或停食的现象。这时的鳖昼夜栖于岸上，很少到水中活动。

通过这些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鳖是一种对环境十分敏感的生物，尤其是环境中的声音和生存的水质。更为重要的是，当气温超过33℃时，它会一反常态，日夜栖于河岸。这件青铜器的铸造年代是商代晚期，距今约300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鳖的习性应该不会有明显的差异。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如今的鳖的习性去推断当年被射杀时的更多信息。

商王巡游于洹水，肯定不可能是一个人。根据铭文可知，他的身边至少有一位近臣。考虑到护卫需要，此时的商王身边至少有一个为数不少的随从团队。考虑到鳖喜静的习性，商王团队的声响并没有将其惊吓而逃。那么，一种可能性就是当时的气温超过了33℃。由于高温，鳖不愿意潜入河中，而是长时间伏于河岸。这样恰好更容易成为射猎的目标。

那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推断鳖的活动地点呢？根据洹水流域出土的动物骨骼类型，以及对周围植物孢粉的定量分析，考古学者认为商代晚期的洹水下游一带发育有广泛的湿地景观，可以为喜湿性动物提供栖息环境。基于此，这只鳖当时的活动地点很有可能就是洹水下游的湿地之中。

现在，我们可以对当时商王射猎这只鳖的具体情况做一番总结了：

3000多年前的一天午后，天气炎热。商王与一众随从巡游到洹水下游一带的湿地水岸。突然，商王发现了河岸上趴着一只鳖。商王迅速观察了一下它的位置。当时，它正趴在岸边的一处陡坎处。商王迅速向着左前方的河岸射出第一箭。这一箭准确击中了鳖的背甲，刺穿了右后腿。商王不由得大喜，以为一箭就射杀了猎物。没想到在巨大的疼痛刺激下，它迅速向左侧回转移动，试图回到水中躲避。商王见状，又迅速连射两箭，并且全都命中正在试图逃命的鳖。这两支箭以近乎相同的角度射中了鳖的背甲左部。此时身中三箭的鳖竟然还在动！它越发靠近河水，躯体渐渐潜入水面。商王早已准备好了下一箭，准备最后一击。就在它即将潜入水中的一刻，最后一箭从鳖的头侧以相当小的角度射入躯体中，直接撕裂了它的大动脉（甚至是心脏）。一刹那间，鳖失去了动静，只在水浪的推动下微微摆动。

用了四箭才捕获了这只猎物，商王略显无奈。不过，每一箭都命中了这个相当敏捷的猎物，商王十分满意自己的射术。每命中一箭，他的随从都发出欢呼，呼应着王的完美表现。不得不说，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连续射中一个移动的小型目标，确实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出色射术。为了纪念自己的神勇表现，商王兴致高昂地命令侍臣将战利品迅速送给商都的作册般，让他依照原样铸造一个青铜像，并且将自己今天的表现用铭文记录下来，一并铸在铜器上。

商王的形象

早期文献中的商王形象片面且模糊。但是，能让我们了解更真实的商王形象的材料少之又少。令人惊喜的是，这件青铜黿给了我们宝贵的信息。可以说，这件青铜器完全是为商王个人而作的专属器物。为什么这么说呢？

根据分析，射手应该仅是商王一人。可以看到，四支箭具有3组入射角度。其中的第二、三支箭以近乎一致的角度射中鳖的背甲左侧。这两支箭应为同一人在极短的时间内连续引射。此外，第四支箭是最致命的。也就是说，最后一支箭成为了决定性的一击。如果要夸耀射技高超，最后一支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第二、三支箭为极短时间内连续引射并击中，其技巧性同样令人赞叹。若是这三支箭分别由两人完成，似乎很难决断技巧之高低。若是由一人完成，更能凸显射箭技巧之高超。而且，铭文“无废矢”应意在强调次次命中。一人完成全部引射并全部射中，更与铭文所记相呼应。另外的一件青铜器柞伯簋铭文中记述了“柞伯十称弓，无废矢”表达了同样的含义。由此，銅黿铭文中的字隶定为“”，可以读为缵，解释为继。铭文“王射，缵射三”的主语均是商王，即商王先射了一箭，继续射了三支。从辞义看是十分妥当的。[4]

如此看来，商王正是为了纪念自己高超的射术才下令铸造了这件青铜器。也正是如此，通过这件青铜器，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更鲜活的商王形象：

他射术高超，对于小型移动目标可以连续命中四箭。尽管这种情况应该是具有偶然性，不过也可以看出他的箭法具有很好的水平。4支箭矢存在着3种入射角度。其中的第二、三支角度近乎一致。这表明了射手始终在密切关注着猎物的情况，根据变化迅速做出反应。射击时的连续性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冷静而细心的射手形象。

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他射中时的高昂情绪。虽然只是一只普通的河鳖，但是捕获时所展现的高超射技让他十分高兴。于是下令让侍臣将猎物送给作册般，并要求按照原样铸造成器，用来纪念自己的高光时刻。显然，与其他所捕获过的大型野兽相比，这只小小的鳖更能展现商王本人的独特魅力。

可以认为，这件青铜黿实际上就是三千年前商王个人的专属纪念品。

再现还是表现？

尽管这件青铜器的形象十分逼真，但是背甲上的4支箭的长度似乎存在问题。根据出土遗物，商晚期出土的箭杆长度约在85厘米左右。铜黿的高度为10厘米左右。这说明其腹甲一侧的箭体长度应该不短于60厘米。如此长的箭杆显然会影响鳖的移动。当时的情况会是这样吗？

考虑到射击的力道，箭显然无法射入土层中如此之深。那么，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种是鳖最初所在位置应该是相当疏松的。箭可以轻松穿过。且不影响鳖带箭移动。另一种是铸造器物时未能真实反映箭杆的射入情况。真实的情况可能是箭射入了鳖体内，即使贯穿也未能穿透太多，背甲外尚留有相当的长度。为了方便铸造，便采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仅以箭杆尾段表示。这样既有利于铸造，又能突显射手的高超射术，可谓一举两得。这种表现手法让我们想起了一首唐代卢纶的诗《和张仆射塞下曲·其二》：

林暗草惊风，

将军夜引弓。

平明寻白羽，

没入石棱中。

这首诗化用了《史记·李将军传》中所记载的飞将军李广的一段传奇经历。他任右北平太守时，曾在一次巡猎中以为草丛中有虎，便引弓射箭。结果发现竟然是一块石头，而箭矢已经深入石中。这一巨大的力道让所有在场的人吃惊不已。李将军也尝试再射，却再也不能射入石中了。此事既表明了李广极大的臂力，也在文学修辞上创立了一个经典，以箭杆深入目标来生动表达射手的高超射术。从这个意义上看，早于此首唐诗两千多年的商晚期的青铜器工匠们已经有了生动地实践了。

结语

苏荣誉先生曾撰文披露台湾亦有一件同型器物。两者之间大同而小异。这说明了当时铸造了至少2件。结合上面的分析，当时的铸造数量可能会更多。作为纪念商王高光时刻的专属器物，如果不是随葬于商王自己的墓中，那么极有可能是赐给了当时的臣属们。不如如何，正是由于这样偶然的机遇，一只毫不起眼的河鳖竟然成为了煊赫一时的商王的心爱之物。在被商代晚期技艺高超的工匠塑造为青铜器后，这件青铜黿跨越了三千多年的时光，让我们依稀窥见了那个遥远时代的商王身影。

历史如同一个巨大的拼图，在漫长的岁月中渐渐失掉了越来越多的拼块。而考古学正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寻找那些失落的拼块，再将它们一一放回原位。这些拼块散落于大地之下，掩埋于江河湖海之中。荏苒的时光已经将其中的一些彻底掩盖。不过，只要能找到其中的一小部分，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过去的历史图景。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我们自身以及当下的生活。

注释：

[1] 苏荣誉先生指出这件铜器在铸造时涉及的工艺和工序相当复杂。所以四支箭的位置、方向（即入射角度）、长短、结构等与实际情况之间应该会有出入。我们认为，苏先生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基于这件铸器的整体造型、比例及后文论述的铸器原因看，四支箭的入射角度应当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原因是入射角度存在明显区别，且第二、三支箭的角度近乎一致。这种有意表现的不同与相同当以实际情况为基础。否则似无必要。见苏荣誉：《晚商作册般青铜黿的工艺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22年第1期，第111页。

[2] 由于角度近乎一致，暂时无法判断背甲左侧的两支箭射出的先后顺序。

[3] 左侧铜黿图像引自朱凤瀚：《作册般黿探析》图版一，《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1期。右侧图根据爬行动物动脉系图改画。引自侯林、吴孝兵主编《动物学（第2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第291页。

[4] 此字的释读由董珊先生告知。李学勤先生已经考释此字读为“赞”，训为佐助。这一看法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蒋玉斌先生指出作册麦方尊铭文中同样有此字，释读相同。持此论的学者认为此字的释读为研究商周射礼提供了材料。不过，传世文献所记周代射礼也许可与麦方尊所记述内容相参照。但是，商末的情况是否如此，还应谨慎对待。从证据角度看，这件铜黿造型上所透露出的信息似乎比文字更为坚实。毕竟相同的文字在不同的语境和时代中会存在着变化。

作者：张钊